结束大洋钻探184航次（ODP184）近两个月的航程，1999年4月12日，“JOIDES·决心号”在香港尖沙咀码头缓缓靠港。第二天的结航仪式上，航次首席、同济大学院士汪品先开玩笑地说自己是“Co-chief trainee”。他当时63岁，是船上第一位来自中国的首席。
他的学生，同样来自同济大学的翦知湣小他30岁，这位博士毕业留校工作的年轻人，刚和老师及其他两位中国科学家一起结束科考。那是第一个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大洋钻探航次，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科考船来到南海，在中国海域打下深海第一钻。
抢在20世纪落幕之前，中国进入了深海地质的大门。
20年后，7月29日下午，已经是“探索一号”TS12第二航段首席科学家的翦知湣乘“深海勇士”号载人深潜器作业。这也是“深海勇士”号的第184潜次。
从5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
门是窄门。“大洋钻探计划是整个地球科学领域历时最长、成绩最佳的国际合作计划。我们80年代就想加入，直到1998年才通过。”翦知湣说。
开始于1968年的大洋钻探计划分为4个阶段，1985年是第二阶段大洋钻探（ODP）的开始。虽然希望加入计划，但每年50万美元的会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。“我的第一个自然基金才6万元人民币。可想而知要国家拿出50万美元做这件事，确实力不从心，也不知道划不划得来。”翦知湣回忆说。
十多年后，在中国科学家的持续呼吁和主管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中国才正式加入大洋钻探计划，年付50万美元，相应获得每年两个参航名额。
“有了名额，还要有建议书。”翦知湣说，大洋钻探计划实行“建议书制”，各国可以提交航次建议书，列出自己的科学目标和计划，参与一年两次的评审。“加入计划意味着可以派个别科学家上船参加航次，但影响相当有限，更好的选择是在中国岸外实施大洋钻探，才能产生影响学科发展的效果。而到哪里进行钻探，是在各国科学家提交的建议书中择优选定的。”翦知湣说。
在获准加入大洋钻探之前，学术界已经开始准备航次建议书，“1996年，在汪老师的建议下，我们提交的‘东亚季风演变在南海的记录’建议书在1997年大洋钻探学术委员会的全球评比中以第一名胜出，获得尽快实施的机会。”
后来才有“决心号”在南海实施ODP184的故事。
如今，中国已经承担每年300万美元的会费，在2014年和2017—2018年参与主持了三个半国际大洋发现计划（IODP）钻探航次，并正在推进成为美日欧之外的第四个计划领导者。
从“深钻”到“三深”
“1998年中国加入ODP，当年我们没有派人上船，名额留到第二年，才有了4位科学家的参航机会。”翦知湣清晰地记着20年前，“我们2月18日从澳大利亚西南的弗里曼特尔港起航。”
开了十来天，“决心号”来到南海南沙海域附近，翦知湣提到一个小插曲，因为对地形地貌不熟悉以及在那之前出现的海盗事件，外国船长表示“不愿意去定好的南沙井位了”，“汪老师一边交涉，一边跟国家海洋局外事部门联系，南沙舰队派出中国军舰保护，然后大家就安安心心打钻了。”他笑着说起往事。
迄今为止， 那是南沙唯一的深海钻井，也是ODP184航次里科学成果最多的一站。20年前大洋钻探首航南海，我国进入国际深海研究的国际前沿。
“深海研究的三大手段就是‘三深’，深钻、深潜、深网。深钻是大洋钻探计划，钻进大洋洋底，研究沉积构造；深潜是通过载人和无人深潜，开展深海科学调查；深网是通过布设海底观测网，‘把实验室建在海底’，将设备送下去、把信息传上来。”翦知湣说。“火越烧越旺。现在我们的设备、我们从事的研究都不逊色于国际同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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